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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县做的好不好,将来升迁与否,不再单纯只看赋税,而要看百姓的生活水平。看一年新增的田亩,看亩产量是否提高,看水利设施是否完备,看商品市场是否繁荣。

州县主官要根据当地实际,鼓励具有特色的各种手工业的繁荣和发展。

比如,某个县有大量的林业资源,当地百姓有用树木枝条编织各种器皿的传统,那你这个知县就该大力扶持这种地方特色产业,鼓励农户创办扩建各种作坊,争取使更多百姓除了粮食外有了其他收入。

朱由检会让四海商行参与其中。

四海票号要在这种州县开展小额的放贷业务,利息要降到微利即可,其产品收购经销则有四海商行负责。

票号对类似这种小微产业起到的主要是推动其发展的作用,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。这点蝇头小利对于四海商行这个庞然大物来说根本微不足道,但具体到贫困已久的百姓身上,一文钱十文钱也许就会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。

除了配备到县的御史、锦衣以外,督察院与锦衣卫还会派遣专人暗访巡视,以防各地有弊情发生。

经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引导改变,几年之后才能看出一个州县主官的行政能力,所以这次会试的结果并不重要。

若是其中有表现突出的地方官,拔擢重用是肯定的,朝廷也会将其成功的经验以行文的方式向全大明推广,使其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。

而对于庸懒散官员的处置,朱由检暂时还未想好。

在这个时代,能力突出、接地气的官员太少了,大部分官员端上金饭碗之后便丧失了进取心。

只能升不能降的潜规则很难改变,牵扯的人太多,面积太广,后世那么严格的制度都无法解决,何况现在。

能者上、庸者下,这个想法太过理想化,你不打破固有的体制,怎么做到?

虽然朱由检已经给孙传庭下令,在破而后立的陕西率先施行不拘身份、只看能力选拔官员的举措,但目前并未收到孙传庭关于这方面情况的具体奏报,看来他也不敢轻易更改既有的制度和规则。

文人集团对官位与权力的掌控很难被打破。

你一个胥吏杂官再有能力,但你一没中举、二没中试,凭什么就要做到地方主官?置我们这些寒窗苦读的正牌举人进士与何地?

朱由检现在唯一想到的一点就是分权。

将科举出身官员的权利分出去。

知县下面不是有县丞、主簿吗?那就试着加强佐贰官的权利,仿效后世的分管制度。

知县知州名义上依旧是一地主官,大事还是由主官说了算,但具体办事的权利要分散。

其实这些举措都属于细枝末节,朱由检最终的目的就是减少官府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干预,最大限度的减轻官员胥吏对百姓商人的盘剥,尤其是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行为。

如果按照比例来讲,相对于大明一亿左右的人口,大明官员并不多。

后世曾经有资料证明,大明从太祖到崇祯的两百余年里,总共只有十几万官员,其中进士官有两万多人。

也就是说,明朝皇帝手下最多时手下一共有两万多官员,比起后世庞大的公务人员群体来说,根本微不足道。

这两万多官员数目,还是按世宗、神宗这样在位时间长的帝王来算的。

但虽然官员不多,但州县衙门中的胥吏衙役杂役却是太多了。

这些人的薪资朝廷是不会发放的,那他们怎么养活自己和家人?

盘剥压榨百姓就成了他们收入来源的最重要途径。

他们采用什么手段盘剥朱由检虽然不清楚,但可以肯定是想方设法从百姓身上搜刮。

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百姓把对他们的仇恨转嫁到官府身上。

但地方官还真离不开他们。

地方官府每年收取各种赋税需要大量的人手,离开这些人谁去做事?

如何去限制这群人呢?

首先就是要将他们列入吃饷之列,让他们成为体制中的一员。

其次就是限制杂役的数量,减少各种临时工。

再就是让地方锦衣卫加强对他们的监督,以狠厉的手段清除他们中的害群之马。

对付这些人不会引起任何一方的反对,只会获得各方一致的好评。

这一切都要建立在皇权下到州县之后进行。目前锦衣卫还未大规模的往州县派遣,等扫盲运动完成后就开始下派,几万人的庞大队伍,人手足够使用。

御史下派就有点麻烦,本身人手就少的可怜,每个州县都派遣根本不现实。

这个也不难解决。

目前在京城准备参加会试的几千名举子不就是现成的候选御史吗?

朱由检前段时间提出的重建国子监,就是他改革大明官场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