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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周赫煊的及时提醒,史量才在七月底就离开上海,躲进天津的法租界找朋友喝茶看戏去了。

在离开上海之前,史量才希望鲁迅能写一篇文章,帮周赫煊说说话、正正名。

鲁迅当时没有拒绝,但也没有答应,他不想掺和这种破事。直到《中央日报》刊登赞扬周赫煊的社论,舆论风向瞬间翻转,鲁迅才突然用本体大马甲开了一篇,而且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原文如下——

《花边漫谈》

“周明诚在近日遇到了麻烦,中国报纸泾渭分明的分做两派,一派极尽诋毁,一派高高捧起……史君离沪前,曾邀我做文章,为周氏摇旗呐喊,尽一份朋友的心意。”

“我与周氏曾在北平见过一面,他不喜欢喝豆汁儿,可见并非同我一路人。他有他的想法,他对中国是抱有乐观主义的,而我恰好相反……我对周氏的私人生活并不关心,但他的文章我必看不落,不可不说他是中国顶有自我思想的学问家……”

“这次报纸论争的结果让人惊奇,短短几日时间,西风东风合做一团,骂得激烈,收得也突然。像是全中国的报纸,一夜之间忘了有场骂战,竟齐齐唱起了赞歌……”

鲁迅开始在文章里讲故事,讲一些让人摸头不知脑的故事,句句都在暗讽无良媒体溜须拍马,只知道逢迎上意。他根本就不是在帮周赫煊说好话,而是借机骂国党的舆论控制政策。

这篇文章在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发表之后,鲁迅又加班加点的写出第二篇文章——

《周氏与泰氏之比较》

“有个叫‘竺震旦’的印度诗人,曾在中国掀起大风浪,他即泰戈尔。他到中国来了,开坛讲演,人给他摆出一张琴,烧上一炉香,左有林长民,右有徐志摩,各个头戴印度帽。徐诗人开始介绍了:‘叽里咕噜,白云清风,银磐……当!’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,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,离开了。神仙和凡人,怎能不离开呢?”

“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,自己声明道:‘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。’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。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,决不至于还糊涂,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,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,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……”

鲁迅虽然一向对泰戈尔不感冒,但还不至于公开批评,只是经常嘲讽那些无限吹嘘泰戈尔的国人而已。

但这回,鲁迅借题发挥,直接逮着泰戈尔开喷,还把泰戈尔的中文名“竺震旦”拿来开玩笑,就因为泰戈尔公开说自己是“英国治下的印度人”。不言而喻,鲁迅是在嘲讽那些对日投降派及主和派,顺便把徐志摩给涮得不轻。

咱们继续看——

“有人奉诏为周明诚正名,谓曰:‘明诚先生可说是晚清以来中国第一大文豪,是足与泰戈尔比肩的亚洲贤哲’。他显然未曾听说泰戈尔的投效之言,不料泰氏已做英国忠犬,错把巴掌拍到马腿上。”

这段话兜着圈子把陈布雷也骂进去,极尽讽刺之能事,就差没说陈布雷是溜须拍马还拍错的小人了。

鲁迅继续写道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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