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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圣就是内在的道德修养,外王就是治行,实在的作为。

儒家本来就强调内圣而外王,内有仁心,才能行仁政。这是一个前后的过程。在理学之中更是如此。

格物致知诚心正意,这都是内圣,齐家治国平天下,这都是外王。

从这个逻辑来理解,就明白,为什么儒家治国第一看重的是教化,因为儒家认为,只有一个人称为一个好人,他才能做好事。

这个逻辑,依旧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,很多时候,人们评价一些人一些事,依旧要从他是不是一个好人这个角度来理解。

而今所谓的五世说,从根本上,是让百姓处于衣食无忧的处境之中,然后再追求他们的道德水平,岂不是外王而内圣。

不要小看,这前后差别。

在儒家之中,完全是两个天地。

吴与弼虽然圆滑而今却也先起身说话了。

只是有人比吴与弼更早一步。不是别人,乃是薛瑄。

不过,薛瑄说的不是这个问题,而是上古之治的问题。薛瑄说道:“欲求大同之治,必求之三王五帝之治,欲求三王五帝之心,而不是求之外物,上古亦有天灾,然百姓无怨,而今天下之事,不在于百姓足与不足,而在人心之不足,不在于,田地之广,而在于人心之不治,臣以为陛下必大兴教化,使民知理守礼,则民足以治,大同之世亦可得之。”

“而陛下之所为,却是南辕北辙,欲求大同之治,岂可得乎?”

三王五帝,就是尧舜禹三王,五帝的说法就多了。这里就不说了。

朱祁镇心中目光扫过全场,他也看出很多大臣是赞同这一点的。

教化百姓,从来是儒家大臣第一要务,谁治理国家治理地方的第一办法。

而朱祁镇提出的理论,却是一系列解决饥寒问题,解决生计问题,这些与教化并没有什么关系。

倒不是说,这些大臣都是何不食肉糜之辈。而是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

虽然在朱祁镇看来,几乎每年冬天北京街头都要饿死几个乃是几十个,多的时候上百个饿殍,这样的事情,虽然是一件凄惨的事情,但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。

在他们看来,而今的大明已经是近一两百年以来,最好的日子了。

虽然遍地还有不少土匪,虽然很多地方,法律仅仅能在县城之中执行。但是之前汉唐盛世的时候,难道就与而今有什么不一样吗?

哪里有完全不饿死人的世界。

所以,不论大同还是小康,在他们看来,本质上都是目标,是画饼。不是用来实现的。如此一来,更关注皇帝具体的行政手段,更好一些。

从丘濬与王恕的话里面。他们听到了很多事情,南征南洋什么,移民等等,这还罢了。如果确定大明以这个思想作为治国纲领。

今后十几年,他们的工作量会大大增加了。

皇帝本身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。但是百官不是。

人都是有惰性的。

对官僚尤其是这样,官僚本身最害怕变化了。薛瑄也是说出了他们愿意说的话,大家在地面兴兴教化不好吗?

培养出击个秀才举人,或者联合建立一个两个书院,不就是有政绩了。

朱祁镇心中暗道:“教化这一项,我必须考虑进去,只是我要的教化,与他们的不同。”

朱祁镇准备推一步,将教化这一件事情,也列入之后的重心。但是并不意味着他而今对薛瑄退让,薛瑄直接将大同之世与上古之世划上了等号。

如此一来就大大限制了朱祁镇。

朱祁镇建设大同之世,就必须按照儒生虚构的上古三王五帝的作为来做。这怎么可能?

朱祁镇淡淡一笑,说道:“卿也承认《尚书》之中,或有缪误,这上古三王之治到底是怎么样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