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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树德其实已经很仁慈了。自古征战,守城一方往往能给攻城方造成巨大的损失,故城破后往往会被屠城。不杀尔等,只迁徙边疆,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局。

“今岁缴获羌胡牛羊马驼四百余万,朔方、陇右牛羊价格定然大跌,族老不妨遣人多收一些,用粮食换就行,慢慢养着,早晚见其大利。”邵树德端起茶碗,说道。

“大帅吩咐,无有不从。”

邵树德摇头失笑。罢了,不提了,省得让人家以为自己强行命令放羊呢。

地多人少的地方,不学会畜牧是不行的。天宝年间,一百多万人口拥挤在魏州,每平方公里生活着153人,河陇之地,普遍只有个位数,有四个州甚至还低于一人。即便环境不如河北,但也不至于相差这么多。

相对应的,河陇之地百姓的富足是相当有名的。因为人均土地资源太多了,哪怕地上长了草,耕作不过来,只要会放牧牲畜,都能把那些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。

在李氏宅院住了一晚后,第二天继续东行,沿着渭水走。

渭州都作院最近很忙。都是甘州迁来的工匠,铁匠不多,营造宫室的木匠不少,于是邵树德下令,先帮着陇右幕府打制农用器械,发展地方生产。

国朝以前,民间汲水、灌溉工具多用戽(hù)斗、辘轳、桔槔等传统工具,效率很低。国朝非常重视水利,有专门的水部郎中管理天下陂塘沟渠,并且也开发出了效率更高的汲水工具,即斗式水车和龙骨水车。

灵州黄河两岸,非自流渠的地方,使用的就是这两种水车。

此时的渭水两岸,已经立起了几座筒车。此车发明于隋代,兴盛于国朝。渭州都作院襄武分院在接到命令后,赶制了几具。此物可利用水流冲力汲水,浇灌田地,正所谓“连筒灌小园”是也。

筒车可大可小,既可以用在谷中涧流处,亦可用在大河之上。

军工企业为民间农业生产打制器具,在这个年代比较少见。不过都是抢来的工匠,邵大帅很想得开,就当没抢到好了,先让他们为民间生产服务。

不这样做真的不行。古代发明一种技术,最大的问题就是推广。有的发明出来几百年了,但可能全国大部分人都没见过,都不知道。

戽斗商代就有了,桔槔春秋末年也有了,但到了国朝,也不多见。即便到了明代,徐光启还要在书里给人们科普这种东西,很多地方的百姓,还自己到河边挑水,而没有汲水工具可用。

国朝汲水工具推广最多的地方,其实是军屯田地,民间用得少,会制作此物的匠人更是少之又少。军屯荒废后,筒车之类的自然更少了。尤其是北方,连年混战,地方残破,灌溉系统日益荒废,器具更是匮乏得很。

另外,东西生产出来了,维护修缮也不能落下。从某种程度上而言,后续维护可能比生产制造更加重要。

这个事情,就涉及到人才体系的培养与建设了。

新中国建立后数十年间,与遍布各地的提水站相配套的,还有大量的农机维修部门。没有这些维修机构,高效率的农业机械就完全是废铜烂铁,完全推广不起来。

穿越者发明一个东西,立刻造福天下,这是不可能的!你要有生产制造部门,要有后续研发改进部门,要有推广部门,要有维修部门,总之要成体系。而这个体系的建立,才是最困难、耗时最久、成本最大的。

但没有这个体系,你发明的东西就完全是破铜烂铁,没有一丝推广起来的可能。

筒车的制造,可以暂时让都作院着手,但后续的维护,肯定要有人来做。

不是每个村都有木匠的,而木匠一般都很忙,未必愿意接这些活。

或许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,由政府力量推动此事。筒车的维修都是小事了,后续还有耕牛的驯养、铁质农具的推广、良种的推广等等,都可以打包一起干了。

别说老百姓不傻,看到好东西就会用。事实证明,出于多种因素,好东西还真没有普及,老百姓真不用,继续低效率地生产着。

此番西征,赚了不少财货,班师之后,新一轮的机构改组该提上议事日程了。

州县两级经学要大力扩招博士、助教、教谕,加速化胡为夏。

医学也要扩编,多招些生员,不要求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,先把地方风俗病(多发疾病)统计整理起来,并试探性提出解决办法。

经学、工学之外,州县两级农学也可以成立了。要求也不高,先选育高产农作物种子和牧草,讨论下哪种种植模式更好,三茬轮作制在其他州县还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出一些变种,如何设计每年耕作的农作物种类,都可以研究。

这些都是需要真金白银投入的,而且短期内根本看不到效果,似乎还不如养军呢。

但有些事必须要做。

春天播下一颗种子,秋天就能收获。

与关东诸侯的战争,不是短时间内能结束的。唐末藩镇割据的格局,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,遍数历史,没有第二个。

因此,要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。

如何才能到后期越打越强,这就要看你前期做了什么了。

第八卷:骏马似风飙,鸣鞭出渭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