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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城一片狂热之下,亦不乏清流。

这股清流以南京中下级官员及北来官员为主,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、兵科给事中陈子龙、翰林学士陈名夏、工科给事中于允中等。

在过往有关国策到底是“联虏平寇”还是“联寇抗虏”,章正宸、陈名夏等与当政诸公进行了激烈的争执,又由于他们的官位相对都不高,所以被朝堂称为“小臣派”。

这个“小臣派”成员也比较复杂,南逃官员有之,东林党人也有之,复社、几社等江南新兴社团成员也有,甚至还有一些是从江北“贼区”被释放回来的官员。

对应的,以东林党人为主的朝廷重臣们则被世人称为“大臣派”。

弘光皇帝乃潞王远藩承继大统,起初东林党对这位潞王拥立也不甚积极,后来因为北兵保了潞王到了南京这才被迫开门迎立潞王,但此后朝堂依旧被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势力掌控,而弘光为了朝廷的稳定性也不得不依赖于东南极有影响力的东林党。

但出于某些特殊原因,亦或帝王心术,好佛的弘光帝支持了“小臣派”的联寇抗虏主张,后来更是在“小臣派”掀起的舆论大潮中以督兵名义将史可法撵出了朝堂。

史可法出外也是“小臣派”取得的一次重大政治胜利,史可法的出外也让其一直主张的“联虏平寇”主张被搁置,随后北方形势大变,北京的满洲朝廷都叫流寇一锅端了,“联虏平寇”自是无人再提。

然而,以满洲英亲王阿济格为首的清军余部向大明乞和,让差不多已蒙灰尘的“联虏平寇”再次被端到了台面上。

自与阿济格使者密商之后,史可法及湖广总督何腾蛟、湖北巡抚章旷、偏沅巡抚傅上瑞等“一线”督抚便不断上书朝廷,请求收编合营满洲兵,供给钱粮,以为大明北伐先驱,“化不利为有利”。

为了让朝廷同意收编清军,湖广总督何腾蛟更是夸大北方战报,称顺军已今非昔比,足有百万大军,内中精兵强将如云,并且顺贼新的首领、原淮贼陆文宗不日就将在北京登基,届时百万顺军便将大举南下攻打大明。

因此,大明的形势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若朝廷不收编阿济格部,则恐该部迫于顺军压力转而降顺,届时必为顺贼南侵先锋。面对近二十万原清军南下,大明如何抗争?

远在安庆的史可法也上疏阐明必须纳降清军的意义。

疏中道:“先帝以圣明之主,遘变非常,即枭逆闯之头,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。是目前最急者,莫逾于办寇矣。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,而从旁有牵我者,则我之力分;以寇之全力用之我,而从旁有助我者,则寇之势弱...”

史可法的意思很清楚,若不纳阿济格、吴三桂,则二人必为顺军祸害大明。

若朝廷不计从前,诚意收编,则立时便得二十万精兵,只要供给些钱粮就能使这二十万大军为大明出力杀贼,为先帝报仇,有何不可?

“予以义名,因其顺势,先国仇之大,而特宥前辜;借兵力之强,而尽歼丑类,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!”

为了让朝廷不要再磨磨蹭蹭,速定此事,史可法疏中更是直言“流寇即将南下,未见庙堂之上议定遣何官,用何敕,办何银币,派何从人对敌?”

更是痛斥朝中小臣清流,道:“本朝所重者皇上之封疆,所轻者先帝之仇耻,既示我弱,益长虏骄,不益叹中国之无人,而北伐之无望邪!伏乞敕下兵部,会集廷臣,既定应遣文武之人速往满营宣旨,应给若干廪费,一并料理完备。”

接替首辅王铎为礼部尚书的东林党人、原礼部侍郎姜曰广同史可法关系最为密切,二人时常书信往来,因此在史可法上书后也立即上“陈恢复大计”,说:“阿济格、吴三桂当速行接济,叫湖广先行拨给粮草,另可册封阿济格为郡王,吴三桂为国公。二人麾下将士升赏任用,朝廷绝不能吝啬封爵。”

大臣派们的主张立时引发了小臣派激烈反对,他们纷纷上书朝廷,认为东奴祸乱中国长达三十余载,致使中国军民死伤过千万,今东奴力衰,朝廷当乘机予以彻底歼灭,不使引狼入室,重现“侯景之乱”。

侯景本为东魏叛将,被梁武帝萧衍所收留,因对梁朝与东魏通好心怀不满,遂以清君侧为名义在寿阳起兵叛乱,攻占梁朝都城建康,将梁武帝活活饿死,掌控梁朝军政大权。后被梁朝驻守岭南的陈霸先与王僧辨等人消灭,叛乱方才平息。

但“侯景之乱”却让江南之地几成赤地,加剧“南弱北强”形势,也彻底终结了梁朝。

“小臣们”中坚人物、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上疏道:“今日江左形势视之晋、宋更... 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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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宋更为艰难,肩背腹心,三面受敌。”

请求朝廷既需“念先帝、先后殉社稷之烈”,又应“念三百年生养黔黎尽为被发左衽”。

章正宸指责当国大臣收编满洲余部乃是引狼入室,因那满洲阿济格同那羯族侯景一样都是异族,而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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